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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6.95上下波動，許多客戶都在討論，這個匯率還有沒有可能破7，也有客人問我們，現在是不是提現結匯的最佳時期。今天我們就用一篇文章，來告訴大家如何結合市場與政策，掌握正確方法，弄懂匯率的底層邏輯。
教科書上介紹過很多匯率決定理論，例如購買力平價理論、利率平價理論、國際收支理論等。然而，現實中，沒有一種理論可以完美解釋、預測匯率走勢。理論與實踐時常背離，構成困擾國內外學者的“匯率之謎”。
匯率之所以難以預測，是因為影響匯率的因素眾多且不斷演變，即便給定某一因素，市場在不同情形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讀，匯率走勢自然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。在匯率研究中，影響因素如何發展演變難以精準把握，但相對確定的是匯率的分析邏輯。
具體來講，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將市場與政策的邏輯結合起來看：
盡管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，但歷史上發生過的事都是有參考價值的。2011年9月份爆發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沖擊，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將面臨更大規模外資流入和匯率升值壓力，一部分人指出中國無法在全球金融動蕩的時期獨善其身。事實證明，中國在2011年10月份遭遇了香港地區人民幣購售業務的購匯額度告罄，12月份更是遭遇了境內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匯率連續一個多星期跌停。
2015年2月份，根據亞洲金融危機內有經濟下行、外有美元升值的教訓，一些專業人士開始預警：“亞洲危機有可能離我們越來越近了”。不出所料，半年之后，中國遭遇了資本外流-儲備下降-匯率貶值的高烈度沖擊。
最近，更多專業人士預警美聯儲進一步緊縮可能帶來的沖擊，主要也是汲取了歷史上重要外匯形勢轉折的經驗教訓。
匯率是兩種貨幣的比價關系，是一種相對價格。因此，研究匯率問題，不能僅看貨幣發行國會發生什么，還要看海外的大事件。
舉一個比較近的，簡單的例子。比如2020年，美元一度連續走強，主要是來自于其他貨幣的弱勢。2020年開始，英國脫歐，中國疫情，因此總體來說貨幣都呈下行趨勢，這就給美元的指數上行帶來了機會，這就是相對價格的邏輯。當然這個里面也包含了一個道理，一個國家的匯率是這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。一般而言國力的上升往往伴隨匯率的升值，反之亦然。
進入2022年以來，美聯儲不斷宣布上調聯邦基金利率，開啟一輪又一輪加息，美元指數更是不斷刷新二十年來的高點，因此根據相對價格的邏輯，人民幣承受了貶值的壓力。
這是金融學的一個重要概念。任何時候，影響匯率升貶值的因素都同時存在，只是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在發揮主導作用，且影響力此消彼長。沒有只漲不跌也沒有只跌不漲的貨幣，一定是漲得太多了就會跌、跌得太多了就會漲，漲得快跌得也會快。均值回歸也是股票、房價、社會現象甚至自然現象（氣溫、降水）等都會出現的一個邏輯。
隨著中國金融開放不斷擴大，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市場化，也就越來越具有資產價格屬性，即處于在給定條件下既可能漲也可能跌的多重均衡狀態，同時也經常性地出現匯率超調（也就是過度升值或貶值）。也正是由于匯率彈性的增加，有助于及時釋放市場壓力、避免預期積累。但長期來看，最終匯率依然會回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均衡值。
自1994年初匯率并軌以來，人民幣就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。通俗地說，就是央媽如果覺得市場價格的變化問題不大，那匯率（在岸人民幣匯率）就跟著市場來。如果央媽不認可這個匯率超調，就需要出臺一些政策來進行調節管理。
例如，2020年6月至2022年2月，人民幣匯率持續大幅升值，對出口企業的財務狀況及出口競爭力產生了負面影響。為應對匯率超調風險，政府部門先后兩次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，將遠期購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降至0，并出臺了其他宏觀審慎措施。2022年3月以來，人民幣匯率快速回調，此前人民幣升值階段出臺的外匯政策被反向使用：4月底和9月初，央行先后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，9月底宣布將遠期購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上調至20％。
目前，小編只能說，在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下，匯率的點位是誰也測不準的，但雙向波動一定是常態。盡管短期內可能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影響，比如今天凌晨，美聯儲宣布加息50基點，可能又要引起一波匯率的調整。但人民幣長期走強的趨勢暫時不會變化。
明白了匯率的底層邏輯，我們與其讓他人“預測”匯率走向，不如自己關注一下國際形勢和中美貨幣政策，結合以上四個邏輯來試著分析。不過匯率確實是一個很復雜的東西，央媽都讓我們不要賭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或貶值了，咱外貿人就還是穩住心態，理性看待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下的匯率波動吧！
（來源：捷匯通）
